巨變的世紀

一個全新的“亞洲世紀”是否已經來臨？很多跡象表明它的確已經悄然發軔。毫無疑問，世界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著轉變。

美國仍然是大的經濟體。曾幾何時，它也是自由貿易有力的支持者。但時過境遷，它在種種決策中鼓吹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正日益嬗變為“美國（America only）”。這一趨勢在美國主張其利益的言辭論調中顯而易見。

歐洲則深陷內憂外困：內部挑戰叢生，對外則缺少協調一致的經濟政策。歐洲國家本就規模不一，視野不盡相同。英國脫歐進程中出現的混亂使情況更加復雜。如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任何改善都是一紙空談。

相比之下，亞洲——特別是蓬勃振興中的中國——已經鍛造了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和自信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三倍多，其中中國增長了九倍。伴隨著經濟的繁榮，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們擺脫了貧困，步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然而這一偉大的成就在歐洲鮮少獲得應有的認可。

在技術領域，亞洲也迅速迎頭趕上。中國的空間探測器在月球背面著陸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取得如此成就。而在電信領域，中國也早已超越西方。在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商業平臺領域，這種成功模式的重演也將指日可待。

隨著“新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正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這將惠及65%的人口。這一倡議將有可能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大的投資計劃。 

亞洲其他一些國家所推進的發展戰略也同樣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印度正在實施 “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計劃, 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戰略。此外，印度尼西亞、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工業政策也都旨在實現增長和進步。日本和韓國已經躋身成為的經濟體，盡管它們也面臨著與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相似的挑戰。

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些變局呢？是抽身而退，采取孤立主義政策，甚至對亞洲公司在歐洲的投資施加法律限制嗎？顯然，像德國這樣的出口導向型的國家，應該審慎權衡此類舉措。

在我來看，有三點至關重要：

首先，平等互惠奠定共識。只有遵循這一原則，才能維護協商合作的良性平衡，實現雙贏。德國和德國的企業可以為亞洲國家及其企業在眾多方面提供支持：比如技術、投資以及通過本地化和培訓帶來的就業機會。德國的“雙元制”教育體系將職業培訓與在職實踐相結合，在范圍內廣受贊譽。與此同時，在市場準入、保護投資和知識產權——即公平競爭領域，也必須謀求共識。日本與歐盟之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為這一方向鋪平了道路。現在我們需要循此先例，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前正是開展開放和建設性對話的大好時機。為此，政府和企業必須密切合作。與過去一樣，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APA）將在這一方面發揮作用。

其次，適時應務塑造未來。隨著世界變得日益復雜，變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地緣政治越來越影響地緣經濟，許多人也受到數字化浪潮的沖擊。不論是氣候變化還是城市化，在諸多領域，亞洲國家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也正是德國企業能夠憑借多年的經驗和創新能力可以提供幫助的地方。 

第三，協同一致凝聚力量。近幾十年來，德國公司在亞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部分歸功于亞太經濟委員會的有效工作，他們在該地區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網絡，諳熟當地市場環境和市場需求。此外，“德國制造”也享有*的聲譽。然而，這些都不足以確保未來的成功。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明確指出：“無論我們多么勤奮，多么偉大，多么出色”，如果我們強大的貿易伙伴不支持公平競爭，那都將于事無補。

因此，在歐盟建立起有效的外貿政策協調機制前，德國企業應至少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場來維護其利益。 

對于德國企業來說，“亞洲世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可以依托我們的創新和良好的聲譽。但我們也必須有能力和魄力創建平等的伙伴關系，充分認識到化不是單行道，而是相向而行。在這之中，平等互惠是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